第一章

    我是一粒種子。

    我把自己移栽進了城市。

    我要說，我是一粒成熟的種子。我的成熟是在十二歲之前完成的。我還告訴你，我是一個有背景的人。我有許多老師，家鄉的每一棵草都是我的老師早在十二歲之前，我已讀完了三千張臉，吃過了田野里生長的各種植物，見識過了各樣的生死。此後生活的每一天都是過程了。過程是不可超越的。

    我身上背負著五千七百九十八畝土地（不帶宅基），近六千隻眼睛（也有三五隻瞎了或是半瞎，可他們都看著我呢），還有近三千個把不住門兒的（有時候，能把死人說活，也能把活人說死的）嘴巴，他們的唾沫星子是可以淹人的。

    我之所以把自己展覽出來，是為了讓你了解，在這個世界上人跟人是不一樣的。每個人都是有背景的。一個人的童年或者說是背景，是可以影響一個人一生的。比如說，在我的潛意識裡，電話鈴響和狗咬聲是一樣的突兀。不過，現在不同了。狗也到城市裡來了。

    在我進入城市的頭一個十年裡，你要問我最怕什麼，我告訴你，我最怕的是電話鈴聲。每一次電話鈴響，都會讓我心驚肉跳！有時候，我又覺得我是一個楔子。

    強行嵌進城市裡的一隻柳木楔子。

    雖然我滿身是芽兒，可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在水泥地上紮下根來，長成一棵樹。因為，家鄉父老還等著我植下的陰涼呢。

    三十年前，當我背著行李來到省城的時候，下了火車，已是黃昏了。滿眼都是燈。燈就像菊花一樣一盞一盞開放著，卻沒有一盞是我的。可我心裡仍然充滿暖意，因為我是一個有「單位」的人了。那時候我順著柏油馬路往前走，公共汽車一輛一輛從我身邊開過，自行車的鈴聲一串串響著，人流像潮水一樣涌動，我知道他們都是有方向的人，回家的人。我也有方向，單位就是我的方向。我不急，我沒有乘車。不是錢的問題（那時公共汽車坐一站五分錢，三站一毛），我是想用腳步丈量一下這座我很有可能就此紮下根來的城市。

    每當我走過一兩個路口，就會看到一個公共汽車的路牌。那時候的路牌很簡約，一根刷了藍白兩色漆的鐵桿子，杆子上掛著一個刷了紅漆的鐵牌子，牌子很多，一路車一個牌。牌子上標著通往各站的站名那路牌叫人覺得親切。我以後就是這個城市的人了。

    不客氣地說，最初，我走在省城的柏油馬路上就像是走在紅地毯上一樣，很幸福。路兩旁亮著一盞盞路燈，那光芒是五彩的，這就是我的未來。周圍的自行車鈴聲也十分悅耳，公共汽車剎車後的那一聲「嗞」很溫馨，很生動我很想給這個城市打聲招呼，嗨一聲：你大爺的，我來了。

    我邊走邊問，走了一小時四十六分鐘，當我摸到單位的時候，我一下子就失去「方向」了。在學院門口，傳達室的老者告訴我說：下班了。你明天再來吧。我說我是來報到的。老者說：我知道你是來報到的。人事部門的人都下班了。你明天來，明天上午八點我站在那裡，遲疑了很久，我不知道該往何處去。

    我有點蒙。我順著一條條街道漫無目的地往前走，邊走邊想，我該往哪兒去呢？我甚至不知道餓。我只是在想，是不是到火車站去蹲一夜？雖然那時我兜里揣著一百二十六塊六毛錢（這是我讀研節約下來的），可我沒有想到可以住旅館。我根本就沒有住旅館的意識。再說，那時候還沒有實行身份證制度，住旅館是要證明的。在報到之前，我無法證明自己的身份。那就是說，我現在是一個沒有身份的人。我無處可去。

    就這麼走著走著，我腦海里突然蹦出了一個念頭：油菜！我緊緊地抓著這個念頭不放，心裡一遍一遍地念著：油菜。油菜。油菜。

    油菜是一個人的兒時小名。他也是無梁村人，吳老根家的兒子，大名叫吳有才。吳有才在部隊裡當了三年工程兵，復員後轉業到潁平市一家建築公司當了建築工人。記得夏天裡他回家鄉時我跟他見過一面，他穿著一件「的確良」短袖衫，手上戴著一塊手錶，很驕傲地說：我們的工地遷到省里去了。在省城蓋大樓，在某某路某某街去呀，你們都去，到時找我！我知道，他也就這麼順口一說。他知道村里人沒有機會到省城去，才這麼說的。這叫「巧讓客碰上熱粘皮」，我真的來了。

    在我苦思冥想之後，我終於想到了這麼一個老鄉，七不沾八不連的「關係」。可什麼路什麼街呢？我實在想不起來了。

    那是冬天，走著走著，天開始下雪了，小雪。城市的夜晚有燈撐著，那暖意是彩色的，也是有差別的。城市最寒冷之處，是讓人看到了差別。

    在飄著雪花的夜晚，我順著馬路往前走。那時城市裡剛剛時興羊皮衣，百貨商場的櫥窗里展示著各式各樣的羊皮；大街上行走的也是羊皮，有駝色、藍色、紅色和黑色的羊皮羊皮衣一旦穿在女人的身上，皮帶子一紮，腰就細溜了，屁股一扭一扭，更顯臀肥。馬路上響著很時尚的「嘚兒、嘚兒」的節奏，圓潤飽滿的節奏，叫人春心蕩漾的節奏（後來，等我穿上羊皮衣的時候，城裡已經沒人再穿羊皮了，它過時了，成了三陪小姐的著裝了）。那時，我的眼是在鄉村里經過節儉訓練的，尚不敢亂看。

    省城的路有經、緯之分，我從經一路一直走到經十路，爾後從緯九路拐到緯一路、和平路、文化路、黃河路、農業路、京廣大道夜漸深了，天空飛舞著雪花。有燈光的夜晚雪花像粉色的天幔，洋洋灑灑，給女羊皮們那「嘚兒、嘚兒」的節奏輸送著溫文爾雅的詩意。可我，走著走著，卻聞到了一股薄荷的氣味。

    燈光里有針，有薄荷，一絲絲的。無論走到哪條路上，我都能聞到一股薄荷的氣味，那是從燈光里冒出來的。我的腿很沉，越來越沉。可我的腦海一刻也沒有停止轉動，就像是大海撈針一樣，我先是使用了「聯想記憶法」，爾後又使用「排除記憶法」，「諧音記憶法」，甚至「油菜記憶法」，每到一個路口，我都站下來看一看路牌，爾後去想油菜的嘴臉油菜，你到底在哪條街上呢？

    油菜的大嘴一次次在我腦海里浮現。我看見油菜揮著手，他手腕上的表明鋥鋥的，他說：「上海全鋼防震的。」這就是那個時期建築工油菜的時髦。這就是那個時期城市和鄉村的差別：燈光和狗咬，毛藍布和的確良。他穿著「的確良」、戴著「上海全鋼防震的」手錶向我招手呢走累的時候，我多次靠在電線杆上，靠著一份冰涼，小心地打量著這個城市。它會屬於我麼？

    有一刻，我以為我想起來了，好像是嵩山路，我就問嵩山路；走到了嵩山路，我又覺得他說的好像是衡山路，爾後又是香山路，黃山路，榆樹街，椿樹街，鼓樓街，清虛街街邊上，樓房裡的燈光一盞盞熄了，只有路燈亮著。我還在走，很機械地走。我實在是不想走了，我累了，這已經不是疲憊，是麻木。我對自己說，再走一條路，只一條。如果還找不到，我就調頭回去我不停地對自己說，回車站吧，回火車站蹲一夜就是了。可我還是不甘心，我怎麼這麼笨呢？

    我走在省城的大街上，呼吸著寒森森的空氣，就像走在荒原上一樣，滿心的淒涼和荒蕪。路邊的商場已經關門了，連個借腳取暖的地方都沒有。路是陌生的，所有的臉都是陌生的。我在尋找一絲溫熱。那是一個小名叫油菜的人，你在哪裡？

    此後我問我自己，你為什麼要這麼做？你幾乎走了一個晚上，走了半個城市，執著地去尋找一個小名叫油菜的人？你怎麼就這麼傻，為什麼不先找一個小旅館住下呢？你還可以打打電話，找一找昔日裡的那些大學同學。可你連打電話的想法都沒有，你沒有「電話意識」。後來我明白了：那不是我在走，是我的背景我的家鄉在推著我走。我不能不走。我不是在找人，是找一份庇護。

    也是過了很久我才明白，要想順順利利地在城市裡生活，你必須擁有三要素：身份、單位、關係。這三者缺一不可。如果你沒有「身份」，也沒有「單位」，再沒有「關係」，那麼你就成了一個漂泊者。城市就像是一個迷魂陣，隨時都會有危險。商人是最先明白這個道理的。早在幾百年前，精明的晉商就在各地建起了「山陝會館」，這也許是他們有過許多沉痛教訓之後得出的經驗。哪怕是到了交通和通訊如此發達的今天，各省仍然在首都北京建起了許多辦事處，那其實就是一個為了辦事方便的「關係處」，一個據點。

    我知道，在報紙上，人們都反對拉「關係」。豈不知，「關係」是人們賴以生存的土壤，人們是最離不開「關係」的。尤其在精神世界裡，人們靠「關係」活著。馬克思就曾經說過：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於是，所有的反對者反對的都是別人，不是自己。沒有人反對自己。我還算幸運，在凌晨兩點二十七分，我終於找到了「關係」。

    我是在一家建築工地上找到油菜的。他是「有才」，不是「油菜」。為了他的體面，我不能再叫他小名了。守工地的老頭告訴我說：有。有這麼個人。

    建築工人吳有才睡在一棟正在施工中的七層樓（還沒有安裝門窗）的毛坯房裡。當他穿著褲衩子從床上跳下來，赤裸裸站在床前的時候，眼瞪得像牛蛋，嘴張得像簸箕，那兩隻手哆哆嗦嗦，像是大冬天握著兩把扇子，扔也不是握也不是，他萬萬想不到這個時候還會有人來找他！

    油菜傻了。

    吳有才抱著兩隻膀子，凍得噝噝地說：丟，是丟（我兒時的小名）？你，你你你怎麼來了？我說，看工地的老頭人不錯，說你在七樓。他說：是老朱吧？朱師傅，老鄉，一個縣的。說著，他趕忙披上衣服，看了一下手腕上的表：我操，都兩點半了。你咋這時候摸來了？還沒、那個啥吧？說著，他下意識地看了一眼還沒粉刷的牆，牆上楔著一個釘子，釘子上掛著一個提兜，提兜里裝著他的碗筷。我說，都啥時候了，早吃過了。找你可真不容易，我都快累死了。你不是說，讓來省城找你麼？他聽我說吃過飯了，一顆心放在狗肚裡了。說是啊，是啊。你怎麼不早點來呢？我說，我是來報到的，來晚了他看著我，連聲說：先睡，都快三點了，趕緊睡吧。說著，他指了指對面的一張床，說：這兒，就睡這兒。這狗日的請假回家了。

    這時候，我一下子松下來了，渾身像散了架似的。我往「狗日的」床上一躺，那木板床上鋪了新鮮的穀草，床單是新洗過的，真軟和呀！被子也厚，暖暖和和的！真好。我太累了，太想睡了，眼皮像粘住了似的。可我得說話，必須說話，這是代價。

    我們兩人躺在床上，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著家鄉體己話。為了能接住他的體己話，我用心支著眼皮，拼命保持著最後一絲清醒，好去接他的話頭。油菜的話就像是紛亂的線團一樣，七纏八繞，像是永遠沒有頭兒。我心裡說：油菜，你饒了我吧，讓我睡吧。

    他絮絮叨叨地說：丟，畢業了？我說畢業了。他說：還是啥子研究生？我說是。他說：調省里來了？我說是啊。他說：從今往後，你就是國家幹部了？我說啊。他說：乖乖，大學教師？我說啊。他突然坐起來，身上披著被子，兩腿一盤，說：丟，我差一點就當空軍了。空軍飛行員。我說，是嗎？他說：不騙你，丟。我身上有癬。要不是我身上有癬，要是我娘早些用偏方給我治治，我就是飛行員了。我說：是啊，你就上天了。他說：當初，二嬸給我說個媒，兔子家還看不上我呢。如今，她算個屁丟，老蔡那狗日的還當著支書呢？他老三閨女真不像他親生的，水靈靈的，瓷白我嗯著嗯著，我的心已經睡著了床很暖和，太舒服了！

    第二天早上，油菜請我吃了一頓大餐：豆漿、燒餅、油條、胡辣湯還有醬鹹菜。爾後，我正式去學院報到了報到後，我終於在省城分到了一個床位。

    一間房子，住三個人，有我一個床位。

    每個城市都有它的氣味和特點。

    你聞到這個城市的氣味了麼？風裡、空氣里是不是有點沙？有沙吧。

    這是一座毗鄰黃河的城市，關於黃河的歷史記憶就含在那有沙的氣味里。在時間裡，沙已被磨成了面兒，顆粒很小很小，可它還是沙的味道。帶一點磣，一點澀，一點水腥，一點甜，一點點兒咸。這裡還是「十字路口」，一個國家的十字路口。這裡有貫穿東西南北的鐵路線和飛機航線。更早的時候，它還有黃、淮兩條水路四通八達。就此你明白了吧，這座平原上的城市，就是一個人來人往的「十字路口」。雖然是一個「十字路口」，可它的歷史很厚，厚到了不可言說的程度。那就單說十字路口，十字路口行走著南來北往的人。這是一個叫人淡忘記憶的地方，也是一個喜新厭舊的地方。它的商業氛圍是含在骨頭縫兒里的，欺生又怕生，是那種一次**易、不要回頭客的做派。但一旦待的時間長了，它又是寬容的、保守的、有情有義的。

    我曾認真研究過這座平原上的城市，雖然它交通發達，可它又處於中原腹地，其生活節奏自然比一線的大城市要稍稍慢一些，慢半拍。生活節奏一慢，人情往來就多，人事關係就相對地要複雜一些。這裡的人事關係是由一個個「單位」組成的。單位又與單位相互交叉輻射，一級一級的，成了一個個由人與單位，人與家庭、樓房、街道組成的網。白天裡「單位」是魂，人活在一個一個的單位里；到了夜晚，燈光就是魂了。燈光聚攏人氣，給人以方向。如果沒有燈，城就死了。我很慶幸，我是個有單位的人。

    剛進省城的時候，我曾經問過很多人：我臉上刻有字麼？

    同事都笑著說，沒有。沒有。可為什麼連賣早點的小販都用那樣的眼光打量我，說新來的？我怎麼就是新來的？我怎麼就不能是城裡人呢？我是學院的老師了。我已經上了戶口，轉了關係，有了單位，還怎麼著？

    報到後的第五天，我去學院的電工房借一把鉗子。我住的地方離電工房鍋爐房很近，整天嗡嗡響，噪音大。我想修一修那扇一颳風就呱呱嗒嗒響的窗戶，就近借把鉗子用用。誰知電工房的師傅看了我一眼，說：你誰呀？我說我是這個學院的老師。他冷冷地說：新來的吧？我說：是。他馬上說：沒有。其實，我看見鉗子了，鉗子就插在牆上的電工包里我賠著小心，說：師傅，我就用一下，一會兒就給你送來。他低著頭，看都不看我，仍然生硬地說：沒有。不借。我前天還見他對辦公室管後勤的一個小職員點頭哈腰的，小跑著去給人家換燈泡去了我頓時火冒三丈，這不是欺生麼？我扭頭就走，到商店裡花三塊五毛錢買了一把不為鉗子，為尊嚴。

    初來時，我有一年的實習期，是系裡的助教。我的態度很好：上班第一個來，打水掃地抹桌子；下班最後一個走。我見人就點頭，恭恭敬敬地對長者微笑走在學院的路上，一個老教授突然扭過頭來，對我說：小豆子，我家的紙箱子噢，新來的？我很沮喪。我怎麼就成了「小豆子」了？我怎麼就是新來的？我黑麼？我回房照了照鏡子，我像新來的麼？我「新」在什麼地方？

    我得承認，我是一匹狼。我心裡藏有「狼性」。我是一匹企圖披上「羊皮」的狼。我混進了城裡，可我在城裡必須小心翼翼地走出「羊」的姿態。我說過了，我見人就點頭，微笑。但點頭也得有度。我知道，做學問的都是「刺蝟」，要有距離感。不能過於近，過於巴結，不能涎著臉對人笑，要似點似不點，就像見了老熟人一樣，淺淺地點，有親切的意味又不討人嫌。這且得練呢。

    我的敏感是天生的，是田野里的五穀雜糧和百家奶餵出來的。為了融進這座城市，我開始不斷地修正自己。我發現，我走路比一般人快，急辣辣的，這也許就是「新」的不成熟的一種表現。我得慢下來，做出一種氣定神閒的樣子。也不能太慢，太慢了會顯得遲疑，大門口的門崗馬上就會攔住你問：找誰呢？我的胳肢窩裡還得適度地夾上兩本書，兩眼目視前方，似看似不看，這就對了。這種既快不得也慢不得的走法我練了好一陣子。晚上，我獨自一人在校園裡走來走去，我很想走出一種從容

    在我正式成為披著羊皮的「狼」之前，我還需要適度的「包裝」。那時候，「包裝」是一個新詞，還沒人用呢。我是在生活實踐中最先發現的。於是，拿到工資後，我給自己添了幾件衣服，衣服是在火車站附近的批發市場上買的，大多是仿名牌。這沒人能看出來。這樣，我走在學院裡，走在大街上，就自如多了。沒人再說我是新來的了。雖然，在這座城市裡，我只有一個床位。

    我開始大量地閱讀，我所有的閒暇都泡在了圖書館裡。八十年代是一個讀書的時代，國內國外所有的新書我都找來讀。從歷史到文學、哲學、心理學，一直到世界各國的名人傳記；從黑格爾到莎士比亞，從希特勒到尼克森，從蓬皮杜到田中角榮，我逮誰讀誰，一邊讀一邊記筆記這就是我的武器。我知道，在大學裡，一個沒有學問的人是很難混下去的。我還知道，對付城裡人，舌頭上必須有新詞。

    學院後邊有一工字樓，也叫朝陽房。工字樓坐北朝南，採光很好。上邊是古色帶檐筒子瓦，下邊是古色紅牆，廊前有中西合璧式的圓柱，樓道里舖著紅木地板，朴中透著貴氣，顯得厚實，莊重。前邊還有兩個幾何形的花圃，有一排丁香樹，朱牆上爬滿了紅葉，那是一棟教授級別才能住的樓，每戶都是三室一廳。不時有穿著紅色塑料拖鞋的小保姆挎著買菜的籃子，「呱嗒、呱嗒」地從樓道里走出來那就是我奮鬥的目標。

    我的機會來了。一個副教授，在臨上課時突然病了。我作為臨時救場的「替補」被系主任急火火地找去，要我代他上一課。我問講什麼？系主任說：老周的講義在桌上放著，你替下來就行。系主任老魏又很知心地告訴我說，這屆學生底子薄，你只管放開於是，我就這麼「匆匆」上了講台。

    說老實話，我並不「匆匆」，我是早有準備。

    沒想到，我的第一課是在學院最大的梯形教室里上的。那是一堂大課，我帶著我的筆記本進了教室。教室坐有大約三四百名學生，最開初時亂嚷嚷的現在，我已忘記我到底講了些什麼了。開始，一看那麼多人，我有點慌。可我記住了一句話，我童年裡大隊支書蔡國寅說過的話。他說，球，你一旦站在台上，台下的都是白菜，一地的撲啷頭大白菜！我豁出來了，我是對著一地的撲啷頭白菜講的那堂課臨進教室前，我在教研室里偷偷翻了老周的講義。老周他五十九歲了，講的都是些「**」前老掉牙的東西。而我，講的全是新東西。我慷慨激昂地給學生們上了一課！

    站在梯形教室的講台上，沉默了三秒鐘之後，我在黑板上寫下了三個大字：吳志鵬。這是我自己的名字。我知道他們不認識。我想，從今以後，他們就認識了。這也是我童年的老師——「慢毒藥」先生告訴我的。我說：同學們，一八四八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比利時的布魯塞爾創作《共產黨宣言》時說過的一句話，你們知道麼南北戰爭時期，美國總統亞伯拉罕·林肯在《葛提斯堡演說》中最著名的一句話是什麼，你們知道麼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在一九四〇年以首相的身份出席下院議會時，在即席演說中講的最著名的一句話，你們知道是什麼？（我心裡說，白菜們，我得先把你們嚇住。）於是，我放開喉嚨，一直講到下課鈴聲響的時候，同學們仍瞪著眼在教室里坐著爾後是雷鳴般的掌聲。

    下課了，學生們忽一下全圍上來了。女同學亂紛紛地拿出筆記本向我提問題。她們一個個甜甜地叫著：吳老師！吳老師！吳老師我問你一個問題可以麼說實話，這時候我的賊心悄悄地溜出來了，我看似漫不經心而又十分敏銳地打量著這些女大學生，我的「第三隻眼」在尋覓、掃描著人群中最漂亮的女生，鴨蛋臉兒？蘋果臉？籠煙眉？柳葉眉？要是有可能的話，我會可我必須矜持。我告誡自己：要矜持。

    那個日子我至今不會忘記。

    那是五月二十七日。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七日，也是課後的第七天。三個「七」，所以我記住了。那天下午，一個女學生來到了我的寢室。她敲門的聲音非常優雅，富有彈性，像打電報一樣，「嗒嗒、嗒嗒」，兩下一節，一共敲了四下。當我拉開門的時候，一股香味隨著陽光撲進來。那不是化妝品的香味，那是帶有夏日陽光的女人的肉味，鮮活的、生動的、甜的。她背對著陽光，金燦燦地立在那裡。她身上穿著一紅色的短袖連衣裙，兩隻臂膀上的皮膚閃動著象牙般的光澤。她靜靜地站在門前，在她身上，陽光是流動著的，就像是鍍了陽光的金色液體，熠熠地環繞著一個美麗的活色生香的女人。一個按現在的說法，叫有態兒、有范兒的女人。我覺得連陽光都醉了。是的，先有光線和味道撲過來，爾後才是活色生香。那氣息準確地告訴我，那是可以點亮整個世界的、熟了的氣息。就像是櫻桃，向陽坡的，鮮艷欲滴的。就像是葡萄，吐魯番的，晶瑩剔透的，熟了的玉色。那麼，一個女人熟了的時候，是什麼樣子，那幾乎是幾何級的果實了此時此刻，我才真正理解了古人造的那四個字：蓬蓽生輝。我明白了，那是專對女人的，只有女人才能照亮一間屋子。

    她說：吳老師，我是外語系的，聽過你的課。

    我像是被人打了一悶棍，我的神思還沒有轉回來，我「噢、噢」了兩聲。

    她說：對不起，打攪你了吧？

    我說：噢噢爾後又急忙更正：沒沒沒，沒有。

    她笑了。她的笑容像「蜜制三刀」，那是我童年裡最愛吃的一種小點心。她聽出了我的混亂。她的眼睫毛很長，眼睛大大的，像鹿一樣。嘴也大，嘴唇肉肉的，紅鮮鮮的，牙齒很白，笑意在嘴角上含著，鼻尖上亮著細細的汗珠，一切都亮著，飽含著汁液，飽含著韻致和味道，好像隨時可以溢出來。真好！櫻桃熟了，真好！

    我承認，我竭力掩飾著，不讓我眼裡跳出「手」來。可我仍然不能抑制心裡生出的欲望，一種強烈的想去撫摸她的欲望。那白嫩的皮膚就像絲綢一樣，像流動著光的液體我恍恍惚惚地聽見她說：我姓「mei」，叫「mei cu

    」。

    我說：是美麗的美麼？

    她說：是梅花的梅。

    我立即說：這個姓氏不多呀。哪一支？是商王的後人，還是八旗的後人？

    她睜大眼睛，驚訝地望著我，笑了，說：我也說不清我是東北人，滿族。

    說實話，我醉了。我不知道你是否醉過？我知道有喝酒喝醉的。有吸菸吸醉的。有吃肉吃醉的可我說的不是這些。我坦白地說，我是看女人看醉了。也許你不相信，可我確實是醉了。也許，我忍耐的時間太長了，我對那鮮艷怦然心動，對女性的美麗怦然心動。我一連醉了七天，七天之後我才清醒過來。

    那天下午，我只覺得我的天靈蓋在噝噝地冒冷氣，那是一種集合全部能量、要衝上去的感覺如今，我已忘記了我都給她說了些什麼。可我知道我醉了。

    人都有醉的時候，可醉的方式不同。你絕對想像不出我醉後的表現。我像瘋了一樣，一連七天在操場上跑步梅村，她叫梅村。就住在女生宿舍最前邊的那一排，正對著學院的大操場。我破例給自己買了一身紅色的運動衣，穿在身上，瘋狂地、像暈瓜一樣地到操場上去跑步。我每天一早一晚，都到大操場上跑步，其餘的時間是在準備「跑步」。那七天，我整日裡暈暈乎乎的，走路都深一腳淺一腳，可我一直跑啊跑。早上，當晨鈴響起的時候，我繞過電工房，繞過學生宿舍，猴急猴急地躥到操場上，就為看上她一眼！晚上，當熄燈號吹響之前，我仍在操場上跑步，就為能看她一眼！

    天哪，我一共才看到過她三次。

    操場邊上有一盥洗台，水泥台上裝了一排自來水管，那是讓學生洗漱用的。第一次，是早晨，我看見她剛起床，端著一個洗臉盆從寢室里走出來，頭髮束成簡單的馬尾辮，站在水泥台前洗漱。我控制著跑步的速度，剛好在她揚起臉的那一刻，跑到水泥台附近，我揚起手，很矜持地跟她打了聲招呼：早上好。她望著我，笑了，說：吳老師，跑步呢？我說：噢，鍛煉鍛煉爾後，我招招手，就慢速跑過去了。那時候，她臉上還掛著水珠兒，一臉睡後的海棠紅，帶著晶瑩水珠兒的海棠紅，她的笑容已刻在了我心裡。我第二次見她，是晚上。我看到的只是她的一個剪影，朦朦朧朧的剪影：那是臨風的玉樹，夏日的荷花，秋熟的海棠，雖然隔著很遠的距離，我已經很滿足了我在操場上跑步時，昏昏沉沉的，像中了邪一樣，滿眼都是她的影子。第三次，黃昏時分，在階梯教室的外邊，她站在台階上，朝著我微微一笑，有一束光亮，撕錦裂帛般地、響箭一般地射中了我我愛她愛得神魂顛倒，幾乎到了發狂的地步！有一天半夜裡，我實在是忍熬不住了，竟然鬼使神差地衝到她寢室門前，「咚咚咚」敲了幾下門可就在最後一刻，一聲「誰呀？」把我給嚇醒了！我的心怦怦亂跳，扭頭就跑，像兔子一樣。我聽見我的腳步聲像炸響的鞭炮，心跳像偷燈油的老鼠，嚇得我七魂走了六魄！當我一口氣跑進了操場南邊的楊樹林，覺得安全的時候，我大口大口地喘氣，用最惡毒的語言在心裡咒罵自己罵是罵了，可我仍然賊心不死，在操場上整整跑了一夜，一邊跑一邊在心裡大聲呼喊著她的名字：梅村！梅村！梅村！

    要是換一人，可能就瘋了。可我沒瘋。

    我要問，你能扛住這種誘惑麼？誰可以抵得住這樣的誘惑？！

    我告訴你，我扛住了。

    第八天，在我跟她接觸後的第八天，你知道我發現了什麼？我發現了自己的貧窮。從裡到外，徹頭徹尾的貧窮。我曾經不惜喪失尊嚴地混進了一個檢查寢室衛生的小組，以檢查衛生的名義進了她的寢室。她寢室里有四張雙層高架床，共有八張床鋪。梅村住的是靠里的一個下鋪，一個靠窗的位置。我在她那漫散著淡淡香氣的床前站了不到十秒鐘（我多麼想躺上去呀），她床上鋪著素雅的藍白格格床單，在床單的外沿，還罩著一條長條的毛巾墊單；我看見她床頭的架子上擺放著一個精緻的皮箱，牛皮的。箱子上疊放著她的一疊疊衣服，她的衣服竟然是成套的！床頭上，它的被子疊得整整齊齊的，竟然是那種很貴的、當時商場很難見到的絲棉被床下擺著一雙小巧的丁字形的女式半高跟皮鞋，也是很貴的那種。桌上除了課本、書籍，還有個人自費訂閱的《大眾電影》、《詩刊》之類。這還是一個喜歡吃零食的女孩子，窗台上放有鐵製的、有彩色圖案的餅乾筒，有成聽的奶粉，大白兔奶糖，還有諸如美加淨銀耳珍珠霜、洗髮香波之類的一溜小瓶子都是上海產的。這在八十年代，都是高檔的、最貴的奢侈品。我也從側面了解過她的情況，她的家庭條件很好，她在班裡學習也很好，很有優越感，她還是她們班裡惟一帶工資上學的學生。看到這些後，我心裡直打鼓：天哪，這是我能養得起的女人麼？

    說實話，她把我嚇住了。我知道，在城市裡，追一個你喜歡的女人是要花錢的。我一個還未評上職稱的助教，一個月才五十二塊錢。我憑什麼？

    經過一夜痛苦的思考，我反覆地問自己：你想當蔡國寅？還是想當吳春才？一想起老姑父，一想起梁五方，還有「八步斷腸散」我就不寒而慄！罷了，罷了。既然你想做一個城裡人，既然你那麼喜歡她，既然你想占領這座城池，那就得有一個長遠的狩獵計劃——「狼計劃」。慢慢來，不可操之過急。

    但是，不管怎麼說，我已經有了人生的第一個目標：我要追到這個女人。我要娶一個美麗的城市女人做我的妻子。我再一次告誡自己：要矜持。要有步驟。要忍。

    此後，我開始實施我的「狼計劃」了。我得有論文，我得先把講師評上。爾後還得有著作，有了著作才可以評教授職稱，這都需要時間我再也不到操場上去跑步了。時間每一分鐘對我都是寶貴的，我得張開每一個毛孔去吸收、消化那些由古人造出來的方塊字爾後化蛹為蝶。我得把自己磨成錐子，頑強地釘在一個點上。我得是一張弓，把自己拉滿，爾後才能射出那隻響箭！每當我看到梅村的時候，我都背過臉去，儘快地走開。我咬住自己的舌頭，咬住自己的心，我的牙齒像鐵釘一樣堅韌我得扛住自己，站穩了。

    我要說，如果不是那些可怕的電話鈴聲，我就會在本校娶一個漂亮的女學生當老婆。爾後戴著金絲眼鏡，圍著駝色的羊絨圍巾（我童年的夢寐以求），順著講師、副教授、教授、碩導、博導的台階一路走下去，成為一個著名的學者。

    可電話鈴響了。

    我接的第一個電話莫名其妙。

    電話里，一個老憨腔，上來就說丟啊，我是你舅。

    我一下子火冒三丈！我心裡說：我是你姥姥。你誰呀？這時候，電話旁邊出現了一個女人的聲音說：叫我說，叫我跟他說。

    接下去我就啞了。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我只有「嗯」的份了。打電話的是國勝家女人，按輩分我應該叫她三嬸的。童年裡我吃過她的奶，她奶上有顆黑痣我說：三嬸呀，你她說：丟，丟啊，你三嬸子可從沒跟你張過嘴呀。我說：你說吧。三嬸你說。她說：我侄子，我親侄子，我娘家兄弟的孩子，考大學了。你在省里，可得給錄了啊！我說：三嬸，他考多少分？報的是哪所學校？是不是第一志願她說：這吧，丟。讓你舅給你說吧。我親兄弟。你舅，讓他說吧

    往下，我無話可說。我不能告訴她，在省城，我什麼也不是，我只是一個助教，我只有一個床位我說不清楚。我只能說，好吧，我給你打聽打聽。三嬸最後還叮囑說：該花錢花錢，該送禮送禮，到時候我還你。

    這話重了。飢餓的年代裡，我吃過人家的奶，我不能不問。可我問誰呢？我先是找了系主任，魏主任說：你去院招辦問問。院招辦的人跟省招辦的人熟一些。我說：招辦的人我一個也不認識，找誰呢？主任看著我，看得我臉都紅了這時，他才說：你去找院招辦的赫主任，我給他打個電話。在那個夏天裡，為找這個赫主任，我三天往學院的招生辦公室跑了十八趟。我記得這個招辦的赫主任是個麻子，麻子點多，他躲起來了於是，我動用了我剛剛在學院裡靠微笑建立起來的、薄得像一張紙似的人際關係，我甚至覥著臉去找我那些家住省城有些背景的學生總之，我打聽來打聽去，終於把三嬸家親戚、「舅家孩子」的分數打聽出來了。

    他的成績是三百八十七分。那一年全國統一招生錄取分數線是三百八十八分，他差了一分。差一分就沒希望了。

    我正替他惋惜，電話鈴又響了。電話是三嬸打來的，三嬸說：丟，咋樣啊？你舅家孩子那事，成了吧？我說：沒成。他差一分。她說：多少？我說：三百八十七，差一分。她說：嗨，不就一分麼？你說說，給錄了。我嚇一跳，說：三嬸，這可不是我說了算的。全國統一定的分數線，誰也不行三嬸說：丟，你不是在省里麼？我說：我我我三嬸說：丟，我就求你這一回。孩，你辦了吧？當年你連吃帶咬的，奶頭都給我咬爛了，我那奶水可沒收過你一分錢呢（別急，叫我跟他說。）丟啊，明兒，我就帶著你兄弟找你去了。天坍下來，你也得給我辦了！

    當天晚上，我咬咬牙，提著兩瓶酒兩條煙，去給赫主任送禮。我想求招辦的赫主任幫幫我，想辦法把「舅家孩子」給錄了，這也算是我給村里人辦了件事情。那天夜裡，我先偵察好了路線，爾後順藤摸瓜找到了民政廳家屬院二棟六單元三樓三〇二房（據說，赫主任的小姨子在民政廳工作，這裡有一套空房子，他躲到這裡來了）。屋裡有燈，這說明我找對地方了。那是我第一次單獨去給人送禮，沒有經驗，心裡揣個兔兒，老怕被人撞見。我在樓道里站了很久，三上三下，每當我鼓起勇氣，要上去敲門的時候，總有人從樓上走下來在黑暗中，我發現，找到這裡來的人還真不少，這都是些有「門道」的人。我躲在樓梯台階的後面，聽見一男一女從樓上走下來，那女的說：一千夠麼？少不少？那男的說：夠，夠了。有局長的條子，都是熟人。樓道里很黑，我看見人一撥一撥地從上邊走下來，我看不清他們的臉，但我知道他們和我一樣等人都走光了，我才上去。

    等我敲開門的時候，赫主任愣了，他看著我，說：吳志鵬，你怎麼找到這裡來了？赫主任不簡單。麻子點多呀。學院那麼大，人那麼多，他跟我也就照過幾面，居然能記住我的名字？！我有些激動，我說：赫主任赫主任搖了搖頭，沒容我說下去，手一伸，很勉強地說：進來。進來說。我就這樣灰溜溜地進了門。進門後，赫主任看見了我手裡提的東西赫主任說：吳志鵬，課上得不錯嘛。怎麼也學這一套？我說：赫主任，我老家的一個孩子沒等我把話說完，赫主任就笑了，赫主任「星光燦爛」。赫主任再次搖搖頭，仿佛很理解，也很無奈。他下意識地攏了幾下頭髮，他的頭髮著實不多了，前邊那一綹用髮膠粘在腦門上，看上去很滑稽。待赫主任象徵性地攏了頭髮之後，淡淡地說：坐，坐吧。我忐忑不安地在沙發上坐下來，把手裡提的禮物順手放在了茶几上。

    不料，突然間，他的態度變了。赫主任看著我，很嚴肅地說：小吳，不是我批評你。你年輕輕的，不該呀。你怎麼啊？說著，他很不屑地咂了一下舌兒：我告訴你，我不吃這一套。把東西掂走。有事說事，東西必須掂走就這麼三言兩語，他把我打發了。我知道，是我的菸酒寒酸（不是最好的。我沒有錢買最好的），人也寒酸。我手裡沒有某某領導寫的條子。

    我哭了。我的心哭了。我不知道該怎麼給三嬸說

    接下去，電話就多了，隔三差五有電話打過來。保祥家女人在電話里哭著說丟，天坍了呀！我說：嬸子，你別急，天怎麼就坍了？她說：你叔的農用車在漯河撞住人了，讓那邊警察給扣了。這車是六家湊錢買的，你四嬸、五嬸、六嬸，還有春成家你打個電話，讓派出所把車放了吧。我說：嬸，這、這事她說：你不在省里麼？你一個電話，事不就辦了？我說：我我我句兒奶奶聲音顫巍巍地在電話里說：丟，真欺負人哪！不叫人活了呀！你七叔都當了十六年的民師了，這會兒叫人裁了都是因為咱沒人哪！丟，你是省里大幹部，你打個電話，給縣裡說說吧。說啥也不能裁你七叔，你七叔幾天不吃飯了，尋死覓活的，咋辦哪海林家女人在電話里說丟，你這個窮嬸子你還認吧？你幫個忙吧，你侄子眼看就匪了呀！你不能看著他住監獄吧？丟啊，你救救他吧，孬好在省里給他找個事做，這對你不算啥，就一句話的事

    我的心一陣一陣揪著疼，就像是在火上烤。我知道我欠他們的，我欠他們很多很多。我不知道該怎麼說我心裡說，我怎麼不是省長呢？我要是省長，全都給他們辦了。我很想腐敗，可我沒有腐敗的條件哪！

    我接的第二百二十七個電話是東城區公安分局打來的。接了電話，裡邊是一個男子的聲音：你姓吳吧？我說是。他說：吳志鵬？我說是。他說：拿錢吧。拿錢領人。我說：怎麼了？電話里說：你說怎麼了？你這哥是怎麼當的？你妹子幹的事你不知道？拿八百塊錢領人。回去好好教育。我說：你誰呀？我沒有妹妹，憑什麼拿八百塊錢？電話里說：我分局的。一個叫蔡葦香的，你認識吧？我遲疑了一下，說：認識。她怎麼了？他說：你說怎麼了？在洗腳屋把人家玻璃門給砸了你領不領？你要不領，就送她去「勞教」了。我說：等等，你等等。能不能少交些錢電話里說：你買紅薯呢？還討價還價？這是罰款！我說：那那那，分局在哪兒呢？他說：分局在哪兒？你說在哪兒？你不會問！「啪」一下，電話撂了。

    天哪，那時候我一月才七十九塊錢，原來才五十二塊，剛提的工資。他一張嘴就是八百，我上哪兒湊錢呢？可她是老姑父的女兒，我已經找了她兩年多了，我不能不救。

    當我騎著一輛自行車趕往東城區公安分局的時候，一路上頭嗡嗡的，人就像個火藥桶，差點撞住人。我想罵人，我甚至想殺人！我好不容易在省城建立起來的一點點人際關係，在一次次求人辦事、四處借錢的過程中已經用盡了。我的同事看見我都躲著走，生怕我向他們借錢。可我沒有辦法，我還得借

    到了分局，我堂堂的一個大學講師，卻像孫子一樣，見人就點頭，一路叩問，終於問到了治安大隊辦公室。一個胖胖的警察對我說：你是吳志鵬？我說是，我是。他問：錢帶來了麼？我說帶了。他說：不是你親妹子？我說：也算是。一個村的。他噢了一聲，說：你等著吧。他走了幾步，又回過頭說：這姑娘匪了。我抓她兩次了，屢教不改。要不是看她懷了孕，就送她去「勞教」了我驚訝地望著他：她懷孕了？

    等我見到蔡葦香時，她穿得是那樣少，少得讓人不敢看。她上身穿著一個米黃色的、露著半邊奶子的絲綢短衫，下邊是米黃色的綢短褲，頭髮燙得像雞窩一樣，腳上趿拉著一雙紅拖鞋，半蹲在那裡，真成了一隻「雞」了。雖然是夏天，昨晚上下了一夜雨，她大約是凍壞了，縮著膀子，身子半彎著，我差點沒認出她來。當著警察的面，她還埋怨說：哥，你咋才來呀？

    出了門，我本想給老姑父打個電話，讓人把她接回去。可她的眼像錐子一樣瞪著我，說：交了多少錢？我說：八百。她說：好，我會還你的。可有一樣，不准告訴我爹。不准給村里人說一個字。要不然，我就說我肚裡的孩子是你的，你信不信我無話可說。這不活脫脫的一個女流氓麼？

    我說：香，我給你買張火車票，還是回去吧。

    她說：我不回去。不混出個人樣，我決不回去。

    我說：香，老姑父都快急瘋了

    她說：別提他。別提我爹。

    我說：那你，就這麼

    她說：你說這話有意思麼？得了便宜賣乖。我爹把好處都給了你了。所有的機會你都占盡了，你還想怎麼著？

    我說：我聽說，你，已經被抓了兩回了。你說你

    她說：你的機會不也是送禮送出來的麼？賣啥都是賣，我賣我自己，又沒賣你。咋，心疼錢了？我說了，我會還你的。

    我說：我是心疼你呀。

    她說：別。丟哥，你是名人，我是賤人。各走各的路吧。

    我這已經是第二次跟她見面了。調進省城之後，我平生第一次進腳屋，就是她給我洗的腳我知道她恨我。她也恨她父親。她是一顆仇恨的種子。她眼裡有很多螞蟻。我從小就熟悉螞蟻，她眼裡汪著一窩一窩的螞蟻。螞蟻的燈是黑的。

    我說：你身子

    她說：這事你別管。我有辦法。

    我說：那你

    她說：你走你的。我走我的。錢，我會還你的。記住，別告訴我爹。說完，她很快混在人群里不見了。我推著自行車，傻傻地在馬路邊上站著。

    我幾乎就要崩潰了。

    我身上的「包袱」太沉重了，一個無梁村就快要把我壓垮了。****說，他身上既有猴氣也有虎氣。我倒很想變成一隻狐狸。我要是狐狸就好了，我很想輕巧地把「包袱」甩掉，站在高處看風景。我想說：我是個孤兒，我跟你們有什麼關係？可我做不到。

    我害怕接電話。我一聽見電話鈴聲就頭皮發麻！我始終也沒有弄清楚是誰把單位的電話告訴村人的。我曾經懷疑過「油菜」。我在心裡無數次地大罵吳有才，我不就在你那兒住了一晚麼？你就把我供出來了可我也知道，這與「油菜」沒有多大關係。自分別後，「油菜」從未找過我。我想，我大約成了無梁村的一根「稻草」，成了他們惟一能抓住的東西他們一旦有了困難，迫切地希望能得到一個「官人」的庇護。可我不是官員。

    有一段時間，我試著想當一當狐狸。我很想當狐狸。我看不起自己，我蔑視自己，可我禁不住還是想當狐狸。每當有電話找我的時候，我就拿捏好腔調，對著電話撇一串北京話說：喂，你哪裡？誰？找誰噢，找姓吳的是麼？什麼，口天吳，他不在呀，不在。出差了什麼時候回來？這就難說了喂，找誰？王，這裡沒有姓王的。胡？沒有。沒有這個人。打錯了，你打錯了。這是機關喂，哪位？兔子？哪有兔子？誰是兔子？你？噢，你找丟？誰丟東西了？找派出所去，亂彈琴。噢，找姓吳的，口天吳，吳志鵬是吧？好像有、是有這麼個人。可他走了。是啊，是。走了，調走了調哪單位？那就不知道了我甚至試著想流氓一下，我對著電話說：喂，我是誰？我是國務院。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我調你一萬噸小麥。你誰呀我是你大爺！

    沒有人願意活在愧疚之中，每當我打完電話，回過頭來，我心裡的淚就下來了。我看見了無邊的田野，我看見了家鄉的牲口棚，我看見倒沫的老牛正在瞪著眼罵我呢：吳志鵬，你吃人奶拉豬屎，驢糞蛋外面光，真不是人哪！

    我躲避電話，就像是躲瘟疫一樣。流氓很好，流氓很輕鬆。你只要不把自己當人，一切問題都解決了。染一染，用墨汁把心染一染。我跳出來了，心一墨，我就跳出來了。有那麼幾次，我也來點惡作劇。每每有電話鈴響起，凡是找我的，我把電話聽筒拿起來，我堅決不說人話，不說中國話，我給他來嘰里咕嚕：fi

    st，seco

    d，thi

    d，fou

    th聽著那二百里外的聲音，就像是跟土地爺說話。滿嘴跑舌頭，作的是假揖，燒的是空香。在鄉村，只有土地爺是可以日哄的。

    也有躲不過去的時候。一次，一位女同事大聲喊我接電話，我不能不接可我接了之後就後悔了。那個電話是老姑父打來的，我不敢推辭。老姑父在電話里說，丟，出事了。我一聽，頓時心驚肉跳！我壯著膽子問，出什麼事了？老姑父說，你六嬸，也就是印家女人，還記得吧，你吃過她的奶。她孫女，三歲，去年掉河裡淹死了。我噢了一聲，竟然不敢大聲回話老姑父說，你聽見了麼？我說電話里有雜音，聽著呢，我聽著呢。老姑父說，好在她兒媳婦又懷孕了，就是坤生他兩口，偷偷托人讓縣醫院查了，還是「龍鳳胎」。不管怎麼說，這算是一悲一喜，我心裡鬆了口氣可就在這時，老姑父又在電話里說，這會兒他們正往省城趕呢頓時，我的心又提起來了。我聲音都變了，開始顫抖，說：怎、怎麼了？老姑父說：難產。醫生說，得剖腹丟啊，你給找個好點的醫院，平平安安地把孩子給生下來。要不，一家人都坍天了。我硬著頭皮說：行啊，行。

    我心裡說，我又得托關係了。我找誰呢？可我還得找，我不能不找。有時候，我覺得我臉上真的刻有字，我就是一個賣「臉」的，村里人派我賣「臉」來了當我四處求告，上下托人，終於把孕婦送進病房的時候，我才暗暗地鬆了一口氣。我覺得，我終於給村里人辦了一件事情。

    可是，沒過幾天，又出事了。那天下午，我剛剛下課，六嬸的兒子坤生又找到學校來了。他丫站在教室外邊，臉苦得像倭瓜，眉頭皺得像曬乾了的生薑。我心裡一沉，忙問：生了麼？他說：生了。我說：是龍鳳胎麼？他說：是我說：大喜呀。不料，就在教室的外邊，他卻慢慢地跪下了。他滿臉都是淚，跪在我的面前。

    我說：坤生哥，你這是幹什麼？

    他神魂顛倒地說我看見閻王爺了。

    我說：誰怎麼了？

    他喃喃地說：閻王爺舉著勾魂牌勾人來了。

    我說：你起來，起來說。到底怎麼了？

    他說：兄弟，你是貴人，學問大，你給孩子起個名字吧。

    我厲聲說：起來！

    他突然撲上來抱住我的雙腿說：腦癱。醫生說是腦癱兄弟，你救救孩子吧。

    「轟」的一聲，我腦子一下子短路了。我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他緊緊地抱著我的腿，說：兄弟，妞（病）重，妞就不說了。這男孩（病）輕，你得幫我保住，我求你了。

    我哄著他，把他從地上拉起來。可我同樣是六神無主。我只是說：你別急。想想辦法，咱想想辦法我突然發現，這是個無底洞。他是想把我拽到無底洞裡去。我嚇壞了，立時就有了想逃跑的念頭。

    此時，坤生哥已經迷了。他像個瘋子似的緊緊地拽住我，哀求說：丟，兄弟，我求告無門，只有來找你了。你嫂子剖了腹，還在病床上躺著，倆小的都在保溫箱裡一夜搶救花了五千七，我就帶了三千塊錢，就這還是湊的。人家說，得再交兩萬，再不交錢就停藥了！兄弟，妞我不要了。妞不說了，那男孩還有救，你救救他吧說著，他又要下跪。

    我拽住他，不讓他往下出溜，再一次問：腦癱？

    他機械地說：腦癱。

    我繼續哄他，我說：你別跪我。走，我領你去個地方這是個無底洞。我不能再向人借錢了，我也借不來錢了。我對自己說，我不要臉了。我的臉已薄成一張紙，這人情我再也不能欠了。我領著他走上大街，在茫茫人海里漫無目的地走著。天黑了，到處是燈，彩色的燈，霓虹燈一處一處閃爍，晃得人心慌。我望了望天空，如果天上能下錢就好了。可天上下不來錢他緊跟著我，一步不落地往前走。我卻只想把他甩掉。我一邊走一邊想著甩掉他的辦法。坦白地說，那時候，我隨時都會抽身走掉。

    走著走著，我終於想起了一個辦法，甩掉他的辦法。我把他領到了一家報社的門前，伸手一指，說：坤生哥，不是我不幫你，你兄弟一月才七十九塊錢，村里一天到晚有人找，我已欠下了一屁股債，打死我我也拿不出那麼多錢來。我說：我給你想個辦法。

    他神色迷離，兩眼發直，說你是說搶銀行？

    搶銀行？我腦海里飄過了一絲念頭，這念頭把我嚇住了。我也看見銀行了，我看見了銀行的大字招牌：中國人民銀行是啊，人到了走投無路的時候，就往歪處想了。

    我說：你找死啊。誰讓你搶銀行了？你看見對面了麼，那是報社。你也別跪我了，跪我沒用。我給你寫幾個字，你到報社門口，往地上一跪，把這張紙舉起來，只要裡邊有人走出來，你就跟人說，邊哭邊說這事，只要報紙登出來，說不定就有人管了。

    他很無助地望著我，說：兄弟，你呢？

    我說：我現在就去給你借錢，能借多少是多少。記住，他們不答應你，千萬別站起來說完，我拔腿就走。

    我真是個流氓啊。我就這麼把他撂在了大街上我狠下心來，像逃跑一樣大步往前走。我對自己說：別回頭，千萬別回頭。一回頭心就軟了。等我走了一段路，拐過一個街口，側過身，悄悄地回望著報社門口，只見他果然跪在了報社的台階上，手裡舉著我寫的那張紙他很無助，不時地四下望著，他在找我呢。我眼裡的淚一下子就下來了。

    坦白地說，我沒打算給他借錢。我已經很「孫子」了，借錢的人都是孫子。我堂堂一個大學教師，見人就借錢，這算怎麼回事？我很無恥。我知道自己很無恥。童年裡我吃過六嬸的奶，吃過六嬸擀的芝麻葉麵條，我還吃過印叔的烤紅薯，在大雪漫天的時候，印叔在麥秸窩裡找到我，把我背回家去，給我了一塊烤紅薯。我上大學時，六嬸塞我手裡六毛五分錢這些我都記著呢。俗話說，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我拿什麼報呢？

    我一時悲涼，一時氣憤，心裡五味雜陳，百感交集，只想一頭撞到牆上去。我怎麼活得這麼窩囊？這麼憋屈？說起來我是個大學教師，走出來也人五人六，體體面面的。可我算是什麼東西？！我怎麼就割不斷這層關係？怎麼就扒不掉「農民」這層皮呢？我心裡說，我都快要給逼死了。我再也不能這樣下去了。

    上午，我剛剛跟系裡的主任吵了一架。老魏是個好人。一直對我很賞識、很照顧。就連我的職稱，我的講師資格，都是人家老魏給爭取的。評講師需要在國家級核心期刊發表三篇論文，可那時候我只發表了兩篇，有兩篇還在「路上」呢是人家老魏在評委會上力排眾議，給我爭取來了一個指標。可老魏也開始對我有意見了。老魏一激動喜歡叩桌子角，他的指頭彎起來在辦公桌上連連敲擊著說：志鵬，做學問應該心無旁騖！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你說說，你都幹了些什麼？我說：我怎麼了？老魏指著我的鼻子說：你，墮落。你，怎麼能這個樣子呢？一個做學問的人，不老老實實做學問，整天勾勾連連，到處拉關係？還到處伸手問人家借錢？！一個知識分子，應該視金錢如糞土！你看看你？成什麼樣子了？一身的農民習氣說實話，那一刻我很不冷靜，我就像是給人揭了禿瘡上的疤，我就像是讓人踩住了老鼠尾巴，「農民習氣」這四個字太扎心，是我最不愛聽的。我一下子暴跳如雷！我把手裡的書往桌上一摔，說：我他媽就是「農民」。誰不是「農民」？查一查，查三代，誰敢說他不是「農民」？！老魏氣得嘴角上冒白沫，他沒想到我居然出言不遜，敢頂撞他？！老魏的語調突然低下來了，他無比失望地說：好，下不為例，我再也不說你了。你走吧。我當時一怔，趕忙挽回。我說：魏主任，對不起，我不是有意的他擺擺手：不說了，不要再說了。

    現在想想，人家老魏說的對呀。我是個做學問的人，我好不容易、連骨碌帶爬地逃出來了。我何必呢我要割斷與無梁村的一切聯繫。我必須割斷這種扯不斷理還亂的「狗狗秧」關係。不然的話，我一天也不得安生！

    我一路走，一路安慰自己：不是你不想救，是你救不了他們。他們沒文化，不知道腦癱是一個什麼概念。我查過資料，腦癱就是新生兒先天性缺氧缺血性腦病、腦損傷並發的綜合徵，而且就目前的醫療狀況來說，全世界尚無特殊治療方法那就是個無底洞！我不能把自己填到無底洞裡去。我賣臉賣夠了，我再也不想求人了。

    我對自己說：跑了吧。

    這天夜裡，我像做賊一樣，又偷偷地去了一趟兒童醫院。我心虛，我要看看「包袱」甩掉了沒有。兒童醫院門前熙熙攘攘的，到處都是抱孩子的婦女。那些孩子的哭聲亂麻麻的，就像是油鍋里煎出來的號角；那些婦女的眼光更可怕，一個個都像刀片一樣我儘量躲著她們，側著身子走，我連正面對人的勇氣都沒有了。

    我悄悄地來到後院的住院部，順著一排病房的後牆朝著嬰兒室看。看了嬰兒室又去看特護室，我不知道哪個保溫箱裡的嬰兒是六嬸家的「龍鳳胎」。他們不是下凡的「金童玉女」，是閻王爺派來的「小鬼小判」，他們是討債來了。我不敢走得太近，我怕被人認出來。這時候，要是誰叫我一聲「丟兒」，那會把我魂兒嚇掉！

    我趴在窗玻璃上往裡看，燈光下，電流嗡嗡地響著，我看見患病的嬰兒在一個個保溫箱裡躺著孩兒，你那么小，你受罪了。孩子，這可不怨我。誰讓你不託生在富貴人家呢？你要是希臘船王的女兒就好了，生下來就是億萬富翁的繼承人，有整整一個顧問班子為你效勞；你要是英國皇家貴胄也行，生在白金漢宮裡，有皇家御醫為你操心可你生錯了地方，誰讓你生在了平民百姓家呢。孩子呀，你要是有怨氣，就去找閻王爺告狀吧。千萬別怪到我頭上，我擔不起呀我心裡很酸。我不是狼，我還沒有變成狼呢。我只有當狐狸了，逃跑的狐狸。也許明天或者後天，老姑父就帶著無梁村的人來了，他們會把我「吃」了。他們一個個會點著我的鼻子說，忘恩負義的東西！

    我冤哪，我冤死了。現如今我已塌了一屁股的債，我甚至不敢到學校食堂里去吃飯，我怕人看出我的寒酸。我總是趁沒人時才去打飯，我只吃五分錢的鹹菜我還知道那個名叫梅村的女學生已開始對我有點意思了。我看出來了。可我已顧不了那麼多了。鮮花是人家的，美女是人家的，你是一堆臭狗屎，就不要瞎想了。

    唉，我本想著，再熬上幾年，評上教授職稱，說不定就當上「博導」了。可我連自己的事情都解決不了，還怎麼給人「解惑」？

    我就是「惑」。

    那晚，我在大街上整整走了一夜。

    我在考慮，是不是把這個好不容易掙來的「鐵飯碗」給砸了？

    這幾年，我已先後發表了九篇論文。我的新作就要出版了，我快要評上副教授了，還有女學生梅村的目光，媚媚的、水水的、含情脈脈的這一切我都不想捨去。

    鮮艷欲滴呀。就那聲音，滴溜溜的，火焰焰的，實在是擋不住的誘惑呀。我曾告誡自己：忍住。啥貴不吃啥。可我還是忍不住偷一眼偷一眼地去看她。我說過，我不再「跑步」了。我咬著牙，苦讀苦熬，這是我給自己定下的鐵律。可是，從此，那梅村倒找上門來了，不時地找我提些「問題」有幾次，我在食堂里碰上她，她說：吳老師，你怎麼這麼晚呢？都沒飯了。我說：噢噢，有點事，耽誤了。我忍著，不看她，故意不看她。再後，在通往飯廳的路上，我又碰上了她幾次我發現，她是有意的。她的衣服經常換，每次都出人意料地出現在我面前。事情就是這樣，你不招惹她，她招惹你。這就是反作用力效應。有時候，距離拉得越大，向心力就越大。我有什麼辦法？

    女學生梅村告訴我說，要常喝酸奶，酸奶養胃。我應著。我說，噢。女學生梅村說，早上最好吃一個雞蛋。晚上最好喝一杯牛奶，吃一個蘋果。我說，噢噢。可錢呢？錢。她還說，你聽音樂麼？日本喜多郎的，浩瀚，廣袤，蒼涼。你一定要聽。她知道什麼是蒼涼？城裡人，幹部家庭，家裡四個老人供著，還說蒼涼？她不知道，我背著一座山。我不會告訴她，我也不敢告訴她，我到底是誰。我還是想看她，遠遠地農家孩子，活人要緊哪。

    在她面前，我還要偽裝下去麼？

    在這裡，我還要偽裝多少年？

    大街上的行人越來越少了，車聲漸稀，天空中殘缺著半個帶豁口的月亮，慘白。我望著一座一座樓房，我望著那一格一格的燈光，我到現在還沒混上屬於自己的「燈」呢。我還需要熬很多年，才能在其中一所樓房的「格子」里找到屬於自己的那盞燈。縱是這樣，我也願意熬下去。我本來就是個苦出身，我不怕吃苦。再說，這比我以前好得太多了可那些電話淆攪了我的專家夢，我實在是待不下去了。

    我一腦門子都是電話鈴聲。我被狗日的電話困住了，一根線就把我給拴死了。電話實在是太可怕了，我都得了電話恐懼症了。兔子說，丟，大事你辦不了，小事總可以吧？你給我買幾瓶農藥，我地里生蟲了。五方說，丟，你給我遞個狀子吧。也就是串個門，遞給省政府，最好給省長說說我的事，老冤鐵蛋說，丟，你給我弄個文憑，假的也行，出門讓我也唬唬鱉兒們。國燦說，兄弟，給你哥辦個證，就是那種營業執照，操，我賣個涼粉，動不動就罰我。連成哥說，丟，你在省里，人頭熟，給銀行說說，也給咱貸點款保貴說：丟丟丟，我尻，給弄兩噸化肥！到時候咱五五分成，我給你回扣狗日的電話！

    我腦海里突然冒出了「走」的念頭，這念頭如此強烈。我心裡說，我得走，我得離開這裡。不然的話

    我難受啊！我心裡還是很難受。我把坤生哥撇在了報社門口，他還在那兒跪著呢。不知要跪到什麼時候？我實在是無法面對他們錢，在這裡，成了一種聲音。成了尊嚴的象徵。錢已經把我逼到了死角里，無路可走。錢爺爺，錢奶奶，錢祖宗，我的鄉親在那兒跪著，你叫我怎麼做人？！

    我像遊魂一樣在大街上轉著，從大學路，到大石橋、九孔橋、棧橋、湖北路、南京路、花園路我對自己說，辭職吧。你沒有辦法，你見死不救，你也救不了誰。既然如此，你實在沒臉再在這個城市裡待下去了。

    其實我心裡熬煎著呢，我仍然擔著一份心。一直到黎明時分，賣早點的小攤一個個都擺出來了，我到賣胡辣湯並代賣晨報的小攤前買了一份報紙。翻開報紙，我一眼就看見了坤生哥，坤生哥的照片上了二版的「頭題」！坤生哥跪在那裡，手裡舉著一張字二版上有一行燙眼的黑體字：救救孩子！

    我心裡暗暗鬆了一口氣。我對自己說，孩子有救了你可以走了。

    我之所以敢辭職，敢把飯碗給砸了，也是有原因的。

    在省城的這些年，我一直與一個綽號叫「駱駝」的昔日同窗保持著書信往來他一直在誘惑我。可以說，是他的一句話打動了我。他說：一個偉大的時代就要來到了。他還賣弄一句英文：

    ewmo

    ey（新錢）。我們將成為這個時代的——

    ewmo

    ey！

    可臨走之前，我還想見梅村一面。

    我對自己說，做個了斷吧。

    其實，那只是個藉口，我還藏著一份私心。我希望她能等我，等我五年。五年後，我回來娶她。古人說得好，「花開堪折直須折，莫等無花空折枝」。櫻桃熟了，假若五年後再摘，那還是「櫻桃」麼？只怕早變成「核桃」了。我也知道，這麼美麗的一個女子，她身後怕是站著一個連的追求者可這是我此生第一次戀愛。我不抱希望，我只是這樣想。妄想。

    雖然不抱什麼希望，可我還是想見她一面。你看，我痴心不改呀。

    就要走了，我一下子變得勇敢起來。在我遞了辭職報告之後，第二天夜裡，我把她約到了學院的操場上。操場很大，月光下，人是墨的，一影兒一影兒的淡墨，是夜色遮蔽了我身上的「窮氣」。我一無所有，可我已經有了武器。

    我說：我要走了。跟你告個別。

    她很驚訝，說：走？去哪兒？

    我說：我辭職了。離開學院

    她說：你瘋了？不會吧？

    我說：就快要瘋了。可惜，沒瘋。

    她笑了，說：不發燒吧？

    我說：三十七度。正常。

    我說：你還不知道吧，我是個孤兒。

    往下，我坦白地告訴她，我的出身，我的童年，我的成長過程這就是我的「武器」，我早已準備好的「武器」（記住，當你一無所有的時候，你還有一件東西可以使用，那就是「誠實」）。看著對方的眼睛有時候，「誠實」也可以當做武器。

    夜色里，美人還是美人。梅村在朦朧的夜色里就像是仙人，恍恍惚惚地呈現著飄逸的、凹凸有致的身體曲線，有一種虛擬化了的淡雅之美。她的呼吸讓人麻醉，就像是虛擬的仙間幻景。她的腳步聲一格一格的，節律分明，就像是告別的輓歌，讓人心碎。我深吸一口氣，我知道我沒有希望。可我還想做最後一次努力。我想好了，即如說我得不到人，我至少還能保存這麼一份美好的記憶。

    月光下，我們兩人在操場上漫步。我很平靜地講述著「自己」，就像是訴說一個外人的故事。她靜靜地聽著，有時候，她會突然回過身來，側著身子，一邊退著走，一邊驚奇地望著我，好像在說，這就是你呀？真的是你麼？有時候，她會意地笑了。笑得很含蓄，很動情，眼裡流露出母性的光芒。

    我告訴你吧，據我的觀察，對那些家境好、出身好的女孩子來說，「誠實」一旦成為武器，是最能打動人的。

    她說：童年裡，你的作業本都是煙紙盒做的？

    我說：是。

    她說：大雪漫天，你獨自一人睡在草窩裡？

    我說：是。

    她說：三天裡，你就吃一塊烤紅薯？

    我說：是。

    她說：抱著一塊窯里的熱磚？

    我說：是。

    她說：你對那塊熱磚說：媽，暖暖我？

    我說：是。

    夜色里，我看見她眼裡有了淚光

    我說：我坦白地告訴你，我是個窮人我窮得就剩下思想了。

    她說：你要我等你。等你三年？

    我說：是。（我沒敢說五年，五年時間太長了。我怕她等不及。也許，到了一定的時候，我再告訴她，再等我兩年吧。那時候，她如果真能等我三年，就不會在乎再等兩年。你說是吧？）

    她說：你說，三年後回來迎娶我？抱著九十九朵阿比西尼亞玫瑰。什麼是阿比西尼亞玫瑰？

    我說：世上最好的玫瑰。

    說實話，那時候，我並不知道什麼是阿比西尼亞玫瑰。我是從一本外國小說上看到的。阿比西尼亞玫瑰表達的是一個態度：我愛她。這也是我想像力的極限。三年，或者五年後，我不知道我還會不會回來？有沒有這個能力？假如我回來，假如她等我我手裡一定會有九十九朵玫瑰！

    當時，她並沒有答應我。她說：你讓我想想。我得想一想。

    月光下，我望著她。我的眼捨不得離開她。四目相對，我就快要傻了，一個絕望的傻子。我說：好。再見。說完，我扭頭就走。我對自己說，走。趕快走。該說的你都說了。再不走，你就失控了。到目前為止，你還正常。一旦失控，往下就不可收拾了

    現在，我也坦白地告訴你，那天晚上我所說的「真實」，只是局部的。我雖然是苦出身，也不是沒人管的。我的「誠實」里有詐。

    這天夜裡，回去後，我躺在床上，卻沒有一點睡意。房間裡空空的。原是三個人住的，現在一個搬走了，一個回家了，寢室里就剩下我一個人了。明天天一亮，我也要走了。我心亂如麻，我想著梅村，我想著村里人，我想著坤生哥，我想著躺在醫院保溫箱裡的孩子，我還想著我的未來，這一切都不可知。就要離開這座城市了，我說過我要切斷一切聯繫，包括梅村。可是，下半夜的時候，我突然聽到了敲門聲，聲音雖然很輕，一豆一豆的，但急切。

    當我拉開門的時候，月光下，一股帶著香氣、帶著肉味的甜絲絲的氣息撲進了我的懷裡。這是梅村。梅村一下子撲到了我的懷裡，氣喘吁吁地說：我睡不著。我想暖你。讓我暖暖你我腦海里「轟」的一聲，炸了！

    往下，我就沒法跟你說了。我崩潰了。我一瀉千里我又一次失敗了。是慘敗。我的痛苦是無法言說的。我哭了，滿臉都是淚水，我委屈，我尷尬，我捧著光艷艷的肉體卻她小聲地安慰我：你怎麼了？吳老師，你別哭，這不怪你。是我不好我無話可說。我不知道該怎麼說。沒人對我這樣，我長這麼大，從沒人對我說過這樣的話：讓我暖暖你。這話足可以讓我記一輩子！

    那晚，我和梅村光光地躺在床上，我們赤誠相見，卻這是我的恥辱。也許，是那對「龍鳳胎」害了我。那一對「龍鳳胎」各自躺在醫院的保溫箱裡，睜著一雙眼睛默默地看著我，他們在嘲笑我。

    我說：你真好。

    梅村說：實話告訴你，我不是處女。

    梅村說：我的童年，也不幸福

    梅村說：我七歲時跟著母親嫁到了繼父家裡，我繼父很壞

    梅村是善良的。正是我的誠實，還有我的失敗也許是為了安慰我，梅村也坦白地講述了她的身世。她的聲音像玉米粒一樣，一粒一粒地、斷斷續續地響在我的耳畔。可那時候，我整個人就像條死魚。我被痛苦撕咬著，悔恨交加，腦海里嗡嗡響，根本無心聽她說些什麼。我只是一遍遍地恨自己的無能！我已經絕望了。

    黎明時分，門響了一聲，梅村走了。梅村沒有責怪我。她只是悄無聲息地穿好衣服，走了。

    我們沒有說再見。梅村，讓我心痛的、我惟一愛過的女人，就這麼默默地分手了。

    我說過要送她玫瑰的。

    ——近乎於謊言的阿比西尼亞玫瑰。

    一直到很多年後，我才知道，在荷蘭的阿姆斯特丹，有一個世界上最著名的花卉市場。全球百分之九十九的玫瑰都來自這裡；全世界所有最名貴的花卉也都在這裡交易、定價。這裡擁有花卉的最終定價權，爾後由飛機空運到世界各地。另外，當我有了錢，當我能買得起玫瑰的時候，我才知道，阿比西尼亞玫瑰並不算是世界上最好的玫瑰，它只是花期長，朵大，是玫瑰的一個品種。

    是啊，當我有錢的時候，當我可以買得起任何品種的玫瑰的時候，我已經沒有了愛情。我有錢買花了，可我已沒有了可以送花的人。

    等我後來再見到梅村的時候，她已是離了兩次婚的女人，正打著第三次離婚官司，憔悴得不成樣子了。見到她時，在一個大風天裡，她包著頭巾走在大街上，手裡牽著一個孩子一直到現在為止，我仍然認為梅村是善良的。在此意義上說，善良並不等於幸福。善良的人容易輕信，也是最容易受到蠱惑的。這是後話。

    對於花卉，我了解的並不多。應該說，就我見到的、最讓人驚心動魄的，還是那盆「汗血石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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